全省关工委系统“两史”教育培训班发言材料(2016、03)

 

  成立、转折、走向辉煌 ——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三亚市关工委顾问  钱振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再过5年，将迎来党的百年大庆。回顾百年历史，风风雨雨，不胜感慨。一句话，党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荣辱与共，息息相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漫漫长夜中看到希望的曙光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后，中华民族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列强贪得无厌，你争我夺，竟然在中国土地上大打出手。而中国政府竟宣称严守“中立”。国将不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仁人志士忧心忡忡，为民族的生存寻找出路。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主张教育救国，有人引进西方种种时髦思潮，包括法西斯主义。但是，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幼小的民族工业，经不住洋货、洋资本的冲击。在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教育也难有所为。至于西方思潮，更是不着边际。

中国向何处去？正在中国人民感到迷茫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稳住了阵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事件给中国人民带来很大的震撼和启示，各地人士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下旬，各地代表集合在上海一家不起眼的房子里，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件事震动全国，它给灾难和迷惑中的中国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好比漫漫长夜，看到东方呈现出一线曙光。早期的共产党人不一定明白共产主义究竟有什么含义，但他们认识到当前最重要任务是把危难中的中华民族拯救过来，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山。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拯救民族危亡作为己任。

还有一个人对十月革命抱有好感，那就是孙中山。由于两次革命失败，他正寻找新的出路。他认为，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可以成为同盟者；而1923年中共三大也作出决定，与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党代会，通过了联共、联俄的方针，中共代表参加了会议，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员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看起来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不错的开端。

但是好景不常。1925年孙中山因病去世，留下一句带有遗憾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主张，在列强和江南财阀的支持下，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对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镇压。无数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生存下来的共产党人擦干身上的血迹，从资产阶级手中接过反帝、反封建，后来又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大旗，继续前进。自称是孙中山忠实学生的蒋介石，至死也不敢放弃“革命”两个字，但谁都清楚他要革谁的命。

历史证明，复兴中华民族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二、抗战胜利，迎来了中华民族由衰到兴的伟大转折

1931年，一心要侵吞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第二次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日军迅速夺取东北，向华北渗透。东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战。1937年7月7日，侵华战争演变成以夺取全国为目的的全面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取得胜利。但是日本打错了算盘，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战争的结局表明，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收回了或取消了列强夺取的大部分领土或特权，百年耻辱为之一洗。这一胜利终止了民族的继续衰落，走上了复兴的道路。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抗战胜利是如何取得的？201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是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这一作用。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战的战略方针，统一了全国思想，并且付诸了实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1935年，在形势日益紧迫的情况下，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后中共多次题注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倡议，得到了广泛响应。在发生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建议国共第二次合作。国共合作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促进了全国的团结，各地方军队也停止了相互争斗，在抗战中有良好表现。当时地方军队有100万，超过中央军的80万，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就是在李宗仁指挥、桂军、川军、西北军、鲁军等地方军队参加下取得的。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国内人心浮动。军队中很多高级将领也意见分歧，有人说抗战必败，中国必亡；也有人说打几个台儿庄战役就可以把日军逐出国门。蒋介石高喊“保卫大武汉”的口号，集中尚存的百万军队，要与日本做最后决战。武汉地处平原，易攻难守，谁都知道难以取胜。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于1938年写出《论持久战》一文，在武汉出版，迅速传遍全国。党中央指示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蒋介石，说明共产党关于打持久战的主张。蒋介石接受了这一主张，在武汉外围进行一定的阻击后，有序地把军队撤出，把大量战略物资运往重庆，为打持久战做好准备。

全面抗战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毛泽东为八路军、新四军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放手发动群众，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战。军队所到之处首先实行“二五减租”，解除了农民群众生存之忧，抗战积极性高涨，形成了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核心，民兵队伍协同，广大人民支援的抗战队伍，开始时八路军新四军只有三、四万人，在民众支持下迅速发展，民兵队伍最多时达二百万。日军陷在人民战争的泥潭中难以自拔。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曾说今后要以游击战为主，在衡阳设立游击战训练班，还聘请叶剑英为教官。但国民党军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遭到失败，蒋介石只好把军队撤回。

全国抗战统一战线、持久战、人民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战的战略方针，是克敌制胜的三件法宝。与中国不同，日本没有从战略高度对战争的全过程进行研究。它妄言三个月结束战争完全脱离实际。日本军国主义过分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缺乏理性分析能力，具有非理性思维的倾向，这一特点现在还可以在日本右翼势力中看到。很多人认为，在二战中日本不止一次发生严重的战略错误。日本所以失败，战争的非正义性是根本原因，而战略上的失误是直接原因之一。

第二，在全面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日军占领武汉后感到兵力严重不足，已经没有力量继续前进。已占领的华北地区，是掠夺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地方，却受到八路军、新四军的骚扰。1938年10月，日军在东京的大本营做出决定，日军不再占领更多的地方，对华战争以军事手段为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把主要兵力调到华北，清剿共产党军队。日军的调整，标志着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结束，转为战略相持阶段。

为了达到诱降的目的，日本近卫首相连续三次发表声明，呼吁蒋介石和谈，和平解决争端。日本还邀请英美驻华大使为说客，劝说蒋介石接受和谈。日本保证，不会伤害英美的在华利益。所谓和谈，实际上是要中国投降，遭到蒋介石拒绝。但日本还是争取到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投敌。在日本用“联合反共”为诱饵，对蒋介石进行诱降的同时，日军把作战兵力的60%左右调到华北，加上几乎全部伪军，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残酷的扫荡。这样的兵力部署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担负起抗战的主要责任。八路军、新四军寻找机会主动出击，消灭敌人。1940 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发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出动兵力40万，历时四个月，以破坏交通线为主要目标，对敌人发起攻击。这次战役毙伤日军20000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845人。这是相持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在整个相持阶段五年多的时间里，正面战场发生大小战役约15次。这些战役规模较小，时间较短，一般都是日军首先进攻，中国军队回击，日军退回原地。除宜昌等个别地方，日军没有占领更多的土地，中国军队也没有收回失去的领土，国民党军队很少主动出击。日军进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震慑蒋介石，迫使他投降。正面战场战线呈稳定状态。蒋介石感到对日战场压力减轻，也调整军事部署，从主要对付日军，改为主要对付共产党，除停发军饷武器外，指使军队在各地制造摩擦，使八路军新四军两面受敌。

八路军、新四军顶住了敌人的残酷扫荡，不断壮大自己，兵力已从抗战初期的3至4万人发展到1943年末的50万。到1943年日伪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这时日本国内物资奇缺，没有力量在中国战场增加投入。1943年12月，日军大本营决定停止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扫荡，意味着战争已经从相持阶段转为战略反攻阶段。从1944年1月开始共产党军委发出局部反攻的通知，到1945年战争结束解放中小城市约一百座。

为了解决国内物资奇缺的问题，1944年春日本发动一次军事行动，称为“一号战役”，目的是打通平汉、粤汉铁路线和越南进入广西的公路线。日军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连克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日军占领贵州重镇独山，重庆震动。对于这次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国内同声谴责，蒋介石也说是从未有过的耻辱。不过日军已是强弩之末，1945年3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反攻，进入8月，广西全境收复，15日，日本投降。

国际上曾有人否定中国抗战的意义，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如果没有中国吸引着大量日军，太平洋战争将是另一种情况。从上面简单描述的过程看，不难看出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战争中的作用。

第三，在重要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力挽狂澜，保证抗战进行到底。

抗战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惊涛骇浪。在战争过程中，曾经发生一些严重事件，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导致抗战失败。遇到这些事件，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沉着应对，有理、有利、有节，保证抗战的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1936年12月12日年末，正当日本侵华形势十分紧张之际，发生“西安事变”。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组织大军准备向西安进攻，新的内战一触即发。如果发生内战，就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提供最好的时机。东北军内部思想混乱，有人主张放蒋，有人主张杀蒋。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领导人名义致电南京政府，建议和平解决事端。16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谈判代表团赶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表达中共中央的态度。为了统一思想，周恩来在东北军中做了大量工作。22日，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作为蒋介石一方的谈判代表参加了三方谈判。谈判取得了联合抗战等多项共识。要做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关键是要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周恩来在张学良、宋美龄陪同下与蒋介石见面，提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主张。周恩来耐心说服，终于得到蒋介石首肯。事出突然的“西安事变”得到了妥善解决。事后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1939年初，汪精卫投敌。汪精卫是国民党第二号人物，在国民党内部有一定迷惑力。他投敌后，有   20名国民党中央委员；65 名高级文官；58名旅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投降日本。有些军队成建制投降，伪军最多时达到一百万。这些高级军政人员大都成为伪政府、伪军的骨干，使日军控制区的政权得以大大加强。为了遏制这股投降风，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在汪精卫投敌前中央就致信蒋介石提出警告，没有得到蒋重视。汪等投降后毛泽东著文，批驳汉奸理论，一针见血指出，投降派理论是“和则存，战则亡”，而我们的理论是“战则存，和则亡”。毛泽东还指出:，所有投降派都打着反共旗号，反共的实质就是向日本投降。由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努力，这股投降逆流得以制止。

从1938年10月至1944年末，共五年多时间，是抗战的相持阶段，是最困难阶段，也是最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的得失决定了整个战争的成败。在这阶段，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最严重一次是皖南事变。新四军主力约9000人奉命向长江以北转移，途中遭到蒋军近十万人伏击。新四军奋力抵抗，有2000余人突围，其余全部牺牲或被俘，政委项英牺牲，军长叶挺出面交涉被扣。蒋介石做了一件日本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共中央发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叶挺，调查事件真相，严惩凶手，蒋介石不理，封锁消息，禁止中共报纸《新华日报》发行。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揭露蒋介石破坏抗战的行为，争取到广大人民的同情。蒋介石召开参政会，共产党代表拒绝参加。在中央努力下，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美国表示，如果参政会上没有共产党代表参加，美国将停止提供财政援助。无奈下蒋介石只得在参政会上保证今后再也不会发生像皖南事变这样的事情。出于大局考虑，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共产党没有过多纠缠，一场威胁到统一战线存亡的严重危机得以妥善解决。当事变发生时，中央军委迅速做出决定，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重振新四军。经过努力，新四军重新活跃在大江南北抗战第一线。

在共产党努力下，抗战得以克服一个个艰险与危机，顺利到达胜利的彼岸。

以上简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在抗战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国民党始终承担并领导正面战场的战斗，消灭的敌人数量比敌后战场多，牺牲的人数也多。在相持阶段，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诱降，坚持抗战。在反攻阶段，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有出色表现，等等。同时，国民党在战争中也有重大错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方针指导下，对日军侵略不抵抗，步步退让，导致日本军国主义野心不断膨胀，错误估计形势，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相持阶段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几乎使抗日统一战线破裂。他的军队抗战意识下降，导致1944年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总反攻的大好形势下出现大溃退的怪事。蒋介石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汪精卫叛国，也没有阻止大批党政高官投敌，对此蒋介石负有领导责任。总之，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战中有功也有过，既不能否定它的功绩，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

抗战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由衰到兴的伟大转折，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由低潮转向新的高潮的重要转折。全面抗战发生的时候，党领导的军队只有四、五万人，到抗战结束，已经发展到百万。尽管军队数量和装备上与国民党比仍有很大差距，但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洗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不可能被蒋介石战胜，中国革命必将走向高潮。抗日战争的历史，无论在国史上还是党史上，都是重重的一页。虽然时间已经越过七十多年，但重温这段历史，吸取经验教训，仍有重要意义。

三、复兴路上的三座里程碑

抗战胜利，中华民族从此走上复兴道路，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是强大的国家。尽管当时被称为四强之一，其实当时仍旧贫穷落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没有过去。

在此以后发生了复兴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件大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他们是：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成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解放了除台湾等少数地区外的全部国土，实现了国家的真正统一，实现了各民族的大团结，为民族复兴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解放后不久，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古老的民族，日新月异。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新中国，而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民族复兴。为什么呢？这是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本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它的任务是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发展经济，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但是中国原有的民族资本十分幼小，历史证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因具软弱性，无法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孙中山奋斗终生，最后发现革命尚未成功，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没有能够实现。蒋介石掌握政权后，既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也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没有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完成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

国际人士在评论中国的发展道路时，往往将它与印度相比。这两个国家国情相近，中国在1949年10月建国，印度在1948年取得独立，1950年1月建国。建国时两国经济总量相近，但按人均计算印度高于中国，印度工业化水平也高于中国。印度建立了英国式的政治体制，被学者们誉为发展中国家中民主政治制度的典范；中国则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们把这两个国家当做两种发展道路的竞赛，很多人不看好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两国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原先印度人均GDP高于中国，1980年两国人均GDP基本相等，2000年中国人均GDP约超出印度近一倍，2000年以后差距继续扩大。建国前两国人均预期寿命都是35岁，现在印度是64岁，中国是73岁，每一个中国人要比印度人多活九年。印度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2000年印度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没有超过第一产业，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

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大国，都承受着人口的巨大压力。人口问题往往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两国都推行人口控制政策，但是公认为中国取得了成功，而印度则失败了。为什么呢？国外有些人归之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如果印度官员实行中国这样的刚性的人口政策，他就会落选。中国所以成功，是与共产党对人口问题的理念有关。建国初期有人提出，中国的人口极限是8亿，超过此数社会就不能发展。但是人口增长快，一是因为生的多，二是因为死的少。人们可以限制生育，却不可以限制寿命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都有一个人口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国建国后农民有了土地，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即使一个不生，8亿的指标也不一定控制得住。共产党对人口问题有自己的理念，不把人多看成是消极因素。毛泽东说，人是宝贵财富，人多好办事；同时说人口也要计划，不能增长过快。中国是最善于利用人口资源的国家，所以发展快，至今还是利用劳动力优势。生产发展了，人民收入提高，人们自然会接受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政策得不到多数群众拥护也是不行的。印度不发展工业，不利用人口优势，贫困的问题解决不了，怎能对生育实行严格的控制呢！

此外，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制定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维护了团结，为民族复兴创造了重要条件。这也是优于印度的因素。

另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1953年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1950年6月，朝鲜爆发战争，美军在仁川登陆，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对于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要不要出兵，是个严重的挑战。政治局扩大会议长时间讨论，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做出了艰难的选择——出兵！我不知道毛泽东当时有多少胜算，但战争的结果出于全世界很多人的意外。证明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英明的。

美国说，双方打了个平局，但是很多人认为，中国取得胜利。从现象上看，中国人把美国赶回三八线，从深层次的影响看，战争的结局对新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中国的胜利，终结了百年多来不间断的战乱，保证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内和平。抗美援朝胜利后，除了少数边界冲突以外，中国人民免受国际国内战争之苦。这就为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实现民族复兴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朝鲜战争的胜利成为一种强大威慑，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敢轻易对我挑衅，也迫使美国改变策略，放弃用军事手段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目标，改为用政治手段，依靠中国内部反对势力促使和平演变。这就使中国创造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环境。

抗美援朝的胜利，也給国内各种敌对势力构成重大震慑，对稳定全国形势十分有利。

其次，朝鲜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趋向。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美国后院到处着火。战争的结局鼓舞了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促使世界殖民体系迅速瓦解。战争的结局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威信，很多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改善。

第三，战争使解放军向着现代化方向迈出重要的第一步。战争的第二年中国空军就出现在战场上。通常，训练一个空军驾驶员到参加战斗一般需要三年时间，战争中的中国飞行员只需要一年，而且取得不错的战果。中国使用的米格15型战机是苏联最新型飞机，性能不比美国差，中国击落的敌机不比美国少。美国人惊呼共产党中国一夜之间变成空军强国。用苏制喀秋莎火箭武装的火箭部队在战争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战争是军队成长最迅速的时期。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不仅于此。朝鲜战争以及以后的越南战争的失败，大大打击了美国好战分子的嚣张气焰，军队士气低落，民众反战情绪强烈，加上财政困难，美国再也没有力量同时与中苏两个国家对抗。美国做出了二战后第一次战略收缩的决策，主要目标是谋求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日本抢先与中国建交，西欧国家迅速跟进，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79年中美建交，事态发展之快使人眼花缭乱。八十年代被人认为是中美两国的蜜月时期。正是由于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成功地实现了改革开放，大量压缩军费开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1990年苏联解体，美国认为 中国已经不重要，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民间咨询机构纷纷制定进攻中国的计划，但是终因朝鲜战争的余威还在，美国没有敢动手。

抗美援朝的影响至少维持了四十年，至今美国要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不得不考虑中国的因素。

第三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八十年代初成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原因是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当今世界潮流。当今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特征是全球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发展经济。经济全球化就是全世界实行统一的市场经济，各国经济都要融入世界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各国的目标不是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世界经济中正确定位，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经济。经济全球化也是给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机遇，有些国家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建立以资源型产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有些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以信息产业、软件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源丰富，选择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很大，吸收劳动力很多，这一选择符合国情。中国改革开放，正值发达国家加速将现代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中国由于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发展制造业条件较好，自然成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国。中国成为除美国外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国外资本和技术的进入又促进中国资本和技术的发展，因此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在发展中国家中领先。有些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源等优势，经济发展一度很快，但因忽略了工业化，因而后劲不足。

中国以制造业为重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制造业本身规模巨大，是使用高新技术最多的产业。例如，大约95%的机器人在汽车制造中使用。制造业是发展其他产业的重要基础，高铁、核电、航天、军事装备等产业无不需要制造业的支持。制造业也促进了软件业的发展。中国的登月工程已经显示出很强的软件能力。美国认为军事技术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承认软件能力不及中国，对中国的导弹感到忧心忡忡。有人说笑话，说美国需要引进中国教师给学生上数学课。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为今后最终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奠定了可靠基础、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它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民族复兴需要党的领导，而共产党只有在民族发展中才能得到自身的发展和成长。在前进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也曾经遇到很多困难，也犯过很多错误，有些错误很严重。但共产党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也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这是因为共产党把自身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很高兴看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广大海外华人共同目标，并且取得很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的复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我们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任务还没有完成。好比万里长征，现在已经到了遵义，目标已经明确，道路已经清晰，看见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前方的道路仍很遥远，存在很多艰难险阻。中国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的战争威胁；国内经济承受着下行的严重压力；还面临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任重而道远，今后的重任将落在今天的青年们身上。